上海书展金山分会场，一场关于文学与生命的对话在此展开。鲁迅文学奖得主、上海市作协副主席、金山区作协主席薛舒，在这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
比起主会场的人声鼎沸，金山分会场多了几分沪郊特有的沉静。薛舒的声音平稳、清晰，面对外界的标签与归类，她的回应总是温和而坚定，不是对荣誉的矜持，而是对自我写作路径的清醒认知。
“我不是写临终关怀。”
“我没有想升华。”
“我不做说教者。”
她几乎在用一连串否定来确认自己。而这恰恰构成了一个写作者最珍贵的东西：在一个热衷于定义的时代里，守住自己写作的原点。
沪郊烟火，也是上海
今年7月，薛舒的《生活在临终医院：最后的光阴》获得鲁迅文学奖后，外界常常将《生活在临终医院：最后的光阴》归入“临终关怀”题材，薛舒没有接受这个词。
“临终关怀是一个技术性词汇，太概念化了。”她说，她想写的不是技术流程，而是“当我们遭遇衰老、疾病甚至死亡时，如何面对、如何学会告别、如何过好自己的生活”。
这个修正细如毫发，却指向一个根本的文学问题，我们是在处理一个“议题”，还是在面对一个“人”？前者是社会学、公共政策、公益传播的范畴，后者才是文学真正的工作。
薛舒的选择是后者。这种选择不仅体现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上，也贯穿了她的整个写作地图。她出生于浦东，18岁到金山，两地各生活了十几年，也构成了她的“上海书写”。当大多数人对“上海文学”的想象还停留在市中心的霓虹与旗袍时，她写的是“沪郊烟火”，一个被大都市辐射、却保有自身生活纹理的地方。
“我写的就是我想看到的，我想要写的。并不局限某类别标签。”她说，这种对归类的谨慎，并非刻意疏离，而是一种方法。在她看来，一旦作家接受了既成的分类框架，便不自觉地开始为那个框架写作：写“海派”就会往精致靠，写“乡土”就会往粗粝靠。薛舒警惕的正是这种为标签而写作的滑入。她要求自己始终回到经验本身，回到那些无法被框架消化的、散落于沪郊日常中的人和事。
让困境被看见，让生命被记得
薛舒在采访中引用了史铁生的一句话：“作家的任务是发现困境，解决困境和总结真理的荣誉不属于我们。”这句话几乎可以看作她近年来创作的核心伦理。她认为自己写下的东西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“养老院多少钱”“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病”，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，她的书都回答不了。
“我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告诉读者怎么解决问题。”她说，这种“无能”恰恰是文学的位置。人们习惯性地向书籍索取方法、索取答案。而薛舒提供的是别的东西：让困境被完整地看见，让身处困境中的人被完整地记住。
她做了一个令人动容的表述：当父亲忘记了自己，当病房里的病友忘记了彼此，当24小时工作的护工们只能被叫“阿姨”而无人记得她们的名字时，“我来帮他们记得”她说，“这本书最重要的是告别和忘记，但我作为作者我要做的是记得。”
这或许是理解她全部书写的密钥，当人们习惯尽快翻过沉重的现实，文学的首要功能是“记得”。而“记得”这个动作本身，不指向任何解决方案，却指向一种态度。
创造永远属于人的头脑
对于AI的冲击，薛舒的答案简洁而有力。“AI的数据来自已经被创造出来的东西”她告诉记者，尚未被发现、尚未被创造的东西，仍在人的头脑中。
她并不拒斥技术，而是对“创造”的本质有清醒的确认。“生成的文章只是华丽辞藻的堆砌，毫无情感和思想，很多时候读者是容易辨别的。”在薛舒看来，AI能模仿风格，却无法真正经历生命，能堆砌辞藻，却无法体验痛苦与喜悦。
薛舒本人的创作路径恰好提供了一个反证。从早期《记忆刘湾》对童年经验的回望，到《残镇》对沪郊变迁的书写，再到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后转向非虚构，她用“生命两部曲”记录下父亲住进临终病房的日子，透过一个家庭深陷病痛衰老的体验，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图景。这种根植于生命经验的写作，恰恰是AI永远无法抵达的领域。
当短视频等新媒介不断改变大众阅读习惯，不少人为文学的处境感到焦虑，薛舒也抱持出乎意料的乐观：“唐诗宋词的表达岂不也是碎片，不要怕改变形式。经典文学会淘汰掉沙子，留下金子。”这个比方把讨论从“形式长短”拉回到“价值深浅”。唐诗宋词之喻提供了一种历史纵深“文学的价值从不取决于篇幅。”短篇小说在文学传统中并不比长篇简单，天生需要精巧、藏匿和减省。
这种对文学价值的信任，也延伸到她对新大众文艺的态度。面对外卖员、快递员等素人写作者的涌现，她作为金山区作协主席看到的是“人人皆可创作”的必然。而她更在意的也在于如何引导这股力量从“自发涌现”走向“自觉创造”，从“流量现象”沉淀为“价值经典”。她的从容，源于对文学本质的笃定，无论创作者是职业作家还是快递小哥，真正触动人心的作品终将穿越流量泡沫，抵达人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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